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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伯禹虽是赤脚步行,但是连日不休、每天都在赶路,速度丝毫不慢,甚至超过了普通的车马。在树上烙刻下五教、五刑、九德之典,是他在路上想出来的主意。

    上古时生态环境很好,哪怕是人烟聚集之地,也不乏生长了数百上千年的参天古木,而且就在村寨城廓之中。伯禹与伯益挑选硬木树种,在树干上剥掉一块树皮,将这一片削平,刻字于其上。树还是活的,为了使字迹能长期保存,他们还将刻好的字烙至炭化。

    皋陶作九典,搬到了朝堂上整整一车简,伯禹不可能在树干上烙那么多。之所以挑选这几部,因为它们恰是各地民众都需要了解的,而且要义总结得非常精练。

    比如最重要的《五教》,就刻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”这十个字,言简意赅。为何这么简练、甚至是惜字如金?以皋陶之才,扬扬万言也不算难事,他的学生子丘在朝堂上宣读九典,可是向众人解说了整整三天,但真正难的是化繁为简。

    须知古时各部民众几乎都不识字,若文意深奥,大家根本就听不懂,若不能有很精练的总结,人们也根本记不住。所以五教的核心就是这十个字,伯禹将它们烙刻在树上。不认识字没关系,伯禹只要对着字迹介绍一遍,大家也都能理解、记住。

    既然民众不认识字,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将它们刻在树上呢?刻与不刻,其意义与作用完全不同,刻在树上就等于刻在了民众心中,使之逐渐成为民间风貌。

    并不是所有人都听见了伯禹当时的介绍,其他人再经过这里就会问树上刻了什么?那么知道的人就会再向他介绍,字在这里便是时时提醒、勿使遗忘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,若仅是口口相传,时间久了,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,刻字于树便是“明正其典”。只要能背下来五教者,其实就等于认识了这十个字,他们也会纠正其他人的口传之误。况且部族中总有人是识字的,也可在将来继续向大家讲解。

    《五教》是天子推行的教化,是国中所有民众都应遵行的规范,仅仅将典籍传给各部贵族是不够的,《九德》亦如此。

    总结《九德》之要义,只有二十七个字,真正需要记忆和理解的,其实是十八个字,树干上都能刻得下。九德是对社会各阶层人士品行的评判标准,比如天子应九德皆备,伯君应有六德,贵士应有三德……那么平民呢?平民有五教嘛!

    皋陶作九德,并不仅是天子评价臣民品行的标准,也是臣民评价天子品德的标准,那么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清楚,使之成为指导日常言行的准则,才具备真正的教化意义。

    那么皋陶之典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内容呢?树干上根本刻不下,伯禹只选择最精要的部分,而且是能被民众所理解与掌握的。另一方面,哪怕全刻到树上也没用,还是那个原因,绝大部分民众都不识字。

    皋陶九典的全部内容,是各地官员以及部族首领应该掌握的,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完全掌握,比如五服、五礼、九族等等。这些贵族阶层也成为了最早的知识分子,或者说这个时代最新的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随着文字出现,“知识分子”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,或者说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就是伴随着文字出现的。在上古时期,原始的知识分子都是部族中的长者或祭司,他们掌握了历代传承的经验和知识,能用于指导生产与生活。

    而文字出现之后,成了经验与知识最好的传承载体,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掌握文字与典籍之人,他们往往都是贵族。

    当年帝尧时代曾有命令,各部首领应学习文字,族中子弟也应该掌握文字。到了帝尧执政后期,有了一个约定俗成之规,识字之人才能够成为伯君,因为那样才能看懂天子所颁布的政令文书。

    那么在此之前的政令都是怎么颁布的?直接派使者口述!效率极低,不仅很不方便而且容易出现各种疏误。虎娃曾生活的巴原,也刚刚经历了这个阶段。

    帝尧下令让各部贵族学习文字,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。中华文明诞生之初,平民亦可学习文字,但往往只有贵族才有条件去学习与掌握它。学习文字并非贵族特权,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所不一样的地方;但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贵族阶层,这也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。

    伯禹这一次只是赶路,每到一地休息时,顺便烙刻教化典籍于沿途,并向聚拢而来的民众介绍。亦有当地官员和各部首领听闻消息,亲来迎接并挽留款待,伯禹皆一一拒绝,并没有在路上耽误时日。他率天下各部民众治水,将来还会再来的,如今要先赶到相柳部。

    渡过淮水,进入原共工部的领地后,沿途有各地族老迎路。所谓族老并不一定是贵族,而是各村寨中的长者。在这个年代,人们的夭折率很高,所以平均寿命很短,但真正的长寿者往往年纪却也不小。

    众族老活得足够久,经历的事情足够多,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,所以在部族村寨中很受尊敬,按上述关于文字的说法,他们也算是“旧时代”的知识分子。来者都是炎帝旧部的族老,他们原本都是打算拦路诘问伯禹的。

    在这个时代,很多普通村寨族人一辈子的活动范围,往往也超不出家乡周围几十里,平日所闻所知,也都是历代口口相传的往事。由此也可知,崇伯鲧组织这样的族人迁徙,是多么地艰难,而如今伯禹还要在大江两岸再来一次。

    这些族老在村寨中受人尊敬,他们拥有历代传承的经验和知识,又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,同样有一种固执的自我认知,那就是仍以炎帝旧民自居。他们拦路诘问伯禹,当是受了相柳的暗中挑唆。

    而对于这种人,最好的说服方式,便是利用他们自己的固有观点,伯禹很干脆地出示了炎帝令,众族老当即率民众下拜。伯禹当然不是要以炎帝令号召他们,如今已非炎帝当朝,那样就有谋逆反叛的嫌疑了。他只是要让各地民众能耐心地、不带着抵触情绪地听他介绍治水方略。

    伯禹也没有忘了自己一路上都在做的事情,每到人烟聚集处宿营,便在树干上刻下教化之典并向民众介绍,此时身边又有了各地族老追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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