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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“田亩荒芜，居民离散，饿虎成群，村野市集，任其出没”。特别是清兵入川之后，饥荒更重，清兵无食，亦略人为脯。
当时成都人多逃入雅州采野菜为食，亦多流入土司者。而清军退出成都时，将领梁一训复驱残民北走，至绵州尽杀之，川中十不存一。
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明军纵然击败了李国英，迫使清军退守重庆，也只能株守雅州（现雅安）和嘉定（现乐山）地区。没有足够的钱粮支撑，根本就难以进一步拓展地盘。
事实上，朱永兴派明军入川，采取的是和当年蜀王刘文秀差不多的战略。先据一粮饷稍足之地，也就是雅州，然后缓步经营，待粮饷充足、大军聚集后，或北收成都、顺庆（今南充地区），或东下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，从而打开西南局面。
蜀王刘文秀奉诏回滇后，留下了部将威宁伯高承恩继续镇守并经营雅州地区，成绩是明显的。史书有载：是时高承恩驻雅，兵马聚集，几无有司之政。田粮专上谷米豆草，不用民间钱粮，虽夫役征繁，而井里饱暖，民忘其劳焉。
后来清兵入川，川中明将内讧，自相攻伐，高承恩被杀，其部将郝承裔率军降清，依旧镇守雅州。这段时期雅州受到的破坏并不是很大，又有相当多的成都人避难于此，土地荒芜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。所以，川中粮食皆仰食于雅州、土司及大渡河所越隽卫。
正因为如此，明军才选择了雅州作为川中根据，一方面可以就地筹措一些，一方面由建昌（今四川西昌市）、黎州（在今四川汉源县北）向雅州运输。这样的话，后勤压力才能降到最低。
另外，雅州东邻成都、西连甘孜、南界凉山、北接阿坝，素有“川西咽喉”、“西藏门户”之称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而且，雅州藏茶历史悠久，唐、宋以来，朝廷先后行“茶马互市”、“榷茶制”、“引岸制”等策“以茶治边”，雅州便曾是茶马司之地。假以时日，经营得当，朱永兴希望在雅州开展茶马交易，在成都平原地带训练出一支精干骑兵。
当然，这都是长远规划，没有两、三年的经营，没有大量人口的填充、重建，没有财力、物力的源源支撑，一切都是空谈。
而经营的第一步便是军屯，“一手刀枪，一手锄”、“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”、“生产即是战斗”等等口号，自然是朱永兴剽窃后世的做法。没办法，既要养活军队，又要移民拓垦，所需钱粮实在是太多了。军队如果还是全部脱产，雅州一地的钱粮可能勉强够用，但移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，即垦出荒地、收获一季粮食之后，才能不用官府再补贴吃用。
这便是攻掠广西和开拓四川的不同之处：攻掠广西简单，一个字“打”；开拓四川则重在筹划和经营，军事上却暂时不主要。攻掠广西主要依靠将领的作战指挥，战士的英勇用命；开拓四川则考验政府的规划，钱粮的筹措、运输，移民的有序迁入，地方官员的治理水平，耕牛、种子、农具等的供给等等，实在是一个全面的工程。
昌国公高文贵率部先行入川，在雅州站稳了脚跟，并开始军屯；数月后，庆阳王刘震率部抵达嘉定，沿路派兵驻防，保证了滇川通路的畅通，并收降了一些投清的蜀王旧部，与高文贵所部并力军屯；再数月后，晋王李定国由建昌入蜀，彻底稳定了川南局势，并护送了第一批三千多移民。
分批入川，相隔数月，是在计算和衡量了政府财政情况下的无奈之举。虽然缓慢，但却保证了钱粮的最小供应和运输量，是一种滚动发展的策略。
晋王入川后驻洪雅之天生城，昌国公高文贵和庆阳王刘震有了后盾，方才分别向北、向东缓步发展。而填川移民则保持着每月千人的数量不断涌入，有安南人、南掌人、真腊人、广西人、滇人，更有退伍的明军。随着移民入川，政府的钱粮物资也不断运来，稳定着人心，重建着地方。
昌国公高文贵打虎未成，便带着亲兵返回了成都。没错，在一个月前他率领两千明军，护送着一千多移民来到了这座四川首府。
当时的成都荆棘遍地，高大、宏伟的城墙上长满杂草，满城竟只有不到百户人家。谁能想到，成都这座大城曾容纳过数十万人口，万历、天启年间，成都仅织工就有数万之多，大片的织厂连夜间都不休息，生产着天下闻名的蜀锦，销向全国各地；这里也曾是川西平原的商业中心，外地的客商到此购买到青城、峨嵋等地的茶叶和其他各种土产，繁荣的商业还衍生出种类繁多的行业，那时每天成都的众多城门前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。